贱格的我每晚总要折磨到至少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但在早上八点左右的时候，我便会如期醒来。这种生物钟，是由我周围的环境所决定的，开始是有点不习惯，时间久了，也贱得很受用了。
说的是我住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城中村，是一个很别致的概念，以前曾经过听说过这么一个词语，但也没怎么留意过，但现在，感同身受了一段时间，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说到底，城中村，它的关键还是在一个“村”字。这个名字让我联想到很老的一部大陆电影，叫《陈奂生上城》。石牌村虽然现在已位于“城中”，但其内里，其实还是一个活脱脱的“陈奂生”，它之所以不再被人们以农村对待，那是要拜现代经济的发展所赐——过去在城外，现在，在城中了。
所以，在这个貌似繁华的市中心地段，埋伏着的，却是一个个像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从天河电脑城往前再走几步，就有一座天桥，过了天桥，就有一个路口，拐过去，你便进入了这个叫做石牌的“城中村”了。
我上班的地方跟我租住的房子，大约有十分钟的步行时间吧。每天，都要穿过那条热闹的电脑城街道，然后左拐进入石牌村。路上，会经过一座潘家祠堂。这祠堂，老是让我想起我们老家，它的格局几乎跟我们村的黄氏祠堂如出一辙，甚至，连祠堂的门口，也一样，总坐着几个老人。这些老人互不交谈，各踞一方，看起来显得心不在焉。但他们以这样的姿势，在祠堂门口一坐，就可以是一整天。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都会往祠堂里瞅一眼，甚至，有时会动了进去参观一下的念头。但这样的想法往往也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对这样的场景实在太熟悉了，小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就在这样的地方混大的。再说，祠堂这种地方，是有点排外的，它的存在，是一个宗族的像征，如果一个陌生人无缘无故地到人家的祠堂里去遛跶，估计会引来众多不怀好意的目光，如果被查出不是姓潘，那么估计挨一顿揍都有可能。
之所以饶舌了这么久说祠堂，是因为，每当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跟广州这个城市无关的，它更多地，是提示我这个来自于农村的人的一些关于农村的联想。这里一样有着潮湿蜿蜒的小巷，有着像街坊邻居一样纯朴表情的路人，有着七八米见方的杂乱无章的小杂货店，甚至，连那些随处乱丢的垃圾，都跟一个农村的气质完全吻合。如果说，这么多年，城外村跟城中村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城中村，多了来自四方的南腔北调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站街女。这是一个开放的农村，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进驻，这里的原住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看起来很乱的格局，在包容着的同时，又坚守着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传统。
余秋雨曾经在深圳的什么讲演上说，城中村现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怪胎，这是一种恶劣的人居方式（大意）。这种放屁理论只适合某些吃饱了撑的，用牙签剔完肉渣的学者过过口瘾。我倒宁愿用一种比较主旋律的调调来总结一下：城中村现象是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在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就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说法也无异于扯淡，但比起余学者的理论，还是属于不怎么放屁的那种。
接帖子开头的那一段。
我住的地方，楼下就是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幼儿园就开始上课了。每次一开始上课，里边的拉叭便开始工作，于是，你便可以听到如下的内容：
“红豆，大红豆……加油加油打打气……”这首歌完整放一遍之后，再接着，便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什么什么（忘了）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祖国，我的祖国，祝福你，我的祖国……”音响的声音是霸道的，这么扰民的音响，如果是在城里的什么小区里，早要被人投诉并被当局制止的，但在这样的地方，根本没人去管，相信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我真为这些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感到悲哀，每天一上课，便要在这些噪音下翩翩起舞几个钟头，而且还乐此不疲。到了最后，可能是为了善始善终吧，拉叭又会把开始的那 首歌重放一遍：“红豆，大红豆……”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每天从五点开始睡，到八点被音响吵醒，然后在持续二个多种头的歌曲声中，我要陪着这些小朋友把千篇一律的歌曲听一遍，直到他们消停的时候，我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接下来，我便可以看到阳光从我朝西的窗户透进来，被靠近阳台的玻璃门过滤一遍之后，把我十几平方的小屋铺满。我知道，炼狱的一刻刚刚过去，接下来，终于可以好好地睡一下了。我用被子蒙住了头，假装室内没有阳光，然后，便迅速地堕入了梦境之中。
在广州，我的每一个早晨，都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