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看微微灯光
无止境寂寥不安
藏身於无人机舱
心跟你道晚安
离离细雨茫茫星光
明朝早别来惊慌
投奔於遥遥他方
愿遗忘某寄望
原谅今宵我告别了
活泼的心像下沉掉
梦里有他又极微妙
情怎可料
怀念当初你太重要
但你始终未尽全力
让这颗心静静逃掉
情也抹掉
今天起的每晚
纵有星光灿烂
可惜心灰已冷
情途更暗淡
路更弯
今天起的每晚
你要珍惜岁月
不必感叹
情缘或会某日再返
原谅今宵我告别了
活泼的心像下沉掉
梦里有他又极微妙
情怎可料
全是你一生轻佻
无情地把我当玩笑
让这颗心静静逃掉
情也抹掉
存档
2006 年 10 月 的存档这事现在说起来真的有点羞于出口——昨天（28号）凌晨五点半，我出去跑步了。
关于这次跑步的目的，我更加难以启齿——我竟然是为了减肥。
而现在，相同的时间，我没有出去跑步，而是坐在这里，码一篇跟奔跑有关的博客。
二
跑步的起点，在石牌西路的某一个路口开始，逆着晨风，我向着黄埔大道的方向进发。在此之前，我对路线有一个计划：沿着石牌西路直上黄埔大道，再拐个弯跑一段，进入石牌东路，然后再拐两个弯，进入石牌西路回到原来的起点。
起跑之前，我不知道这段距离有多长，当然，跑完之后，我也说不出有多少千米，只记得到达起点时，我累得差点吐血，路口几个摩托仔兴灾乐祸地看着我，因为在半个钟头之前，他们是看着我从相反的方向跑出去的。
除了累得直喘气，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感觉——跑步时，硕大的肚腩左右甩动，肚腩每甩动一次，便把我的腹部扯得隐隐作痛，就这样跑着跑着，我突然悲从中来：我，真的是老了。
三
除去28号这天的晨跑,我竟然想不起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跑步是在什么时候了。如果说，奔跑是人的一种本能的话，那么这种本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好像正在慢慢丧失。这种感觉是让人沮丧的。比如原来的你伶牙俐齿，但某一天，你自动放弃表达了，久之久之，等到有一天你突然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完全发不出声音来了。
所以说，28号这天的晨跑，与其说是为了减肥，还不如说是对自己将要丧失的一种本能的温习。但这种温习，是以豪情万丈开始，以心灰意冷告终的。从一开始的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慢慢地发展到一步三呼一步三吸，直到最后，气息完全混乱，汗水濡湿了上衣，心底里，竟隐隐地升起一股绝望的情绪来。
所以你可以想像，28号那一天的早晨，一个矫情的胖子，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肉身，苟延残喘地跑完全程的。
四
说一段关于奔跑的旧事。
几乎所有的农村，都会有一个爱讲鬼故事的老头。这个老头熟悉所有关于鬼的掌故，在他的口里，什么样的鬼都有。比如挡路鬼、赤发鬼、大奶鬼等等。印象里，好像所有的鬼，都跟讲故事的老头特熟，每次老头讲故事的时候， 那些鬼都乖乖地呆着，等候老头的差遣。所以，老头讲起鬼故来，简直是信手拈来，刚在挡路鬼的身上敷衍出一段故事，又拎出一个什么鬼，再在他的身上翻出一个新的版本。就算是相同的鬼，不同时候所听到的情节，也有差别，一些可能是来自老头的巧妙移植，一些来自他即兴的创作。
总之，在当时，每天晚上村里的祠堂前，都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一个老头，听他讲鬼故事。
老头说，挡路鬼很逗，他只挡你的路，却不会要你的命，咱们村里的谁谁，就曾碰到过挡路鬼，被他推了跌了一跤，现在额头上还留有一道疤呢。大家于是回想了一下，老头所说的谁谁，额头真的有一道疤。
老头又说，村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奶鬼，奶子特别大，大到拖着地面，所以大奶鬼经常要把两个奶子甩过肩头，背着两粒奶坐在路口。如果你经过那里，他就会向你招手，说小孩过来，过来吃奶。比如村里的谁谁，就吃过大奶鬼的奶。于是大家又回想了一下，想起了谁谁，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人吃过大奶鬼的奶，也没好意思去问人家，于是，心里便一直存疑。
从老头的口中，我得知了，这个小小的村庄，不仅仅住有几百口人，还有另外一些鬼也跟人和平共处。老头所说的鬼，都没有凶神恶煞的，倒是都挺调皮捣蛋，甚至，这些鬼都有些行为艺术家的气质，他们一辈子，就只做一件事，比如，大奶鬼每天会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某个路口，香蕉鬼在香蕉成熟的时候就会坐在香蕉地那里守香蕉，除此之外，这些鬼都是面目模糊的，所有形成的影像，都得自听故事小孩自己的想像。
那个时候，村里刚刚供电不久，由于要节约能源，晚上十一点，路灯就全关了。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个刚刚听完鬼故事的小孩，要独自走一段没有路灯的路回家，这是多么有挑战性啊。
再说，每晚听完故事要回家，讲故事的老头都会给每个小孩分配一个鬼。比如谁的家里附近，都有一个什么鬼，现在回去，正好碰到云云。由于当时我住的地方有一条巷叫纺车巷，老头也跟我说，你们纺车巷那里，就有一个纺车鬼，每晚十一点，他就会穿着白衣服，坐在巷口纺纱。
所以，长长的纺车巷，就成了我疲于奔命的地方。每晚到达巷口，我都要在那里稍作停顿，深吸一口气，然后便撒丫子狂奔。
那个时候的我，瘦骨峥嵘，脸色苍白，长得跟豆芽菜似的，但我奔跑起来，却丝毫也不含糊，我老是假想纺车鬼就在自已的身后看着我，或者，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所以，除了狂奔，我没有别的选择，那种感觉是极其荒诞的，在绝望里挟带着兴奋，胆怯里掺杂着忧伤。
五
后来，我们搬离了纺车巷，到村里的新厝区居住了。
长大以后的我，也终于明白了，所有关于鬼的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我经常会想起纺车巷，甚至希望，那个纺车鬼现在还在那里不厌其烦地纺着纱。或许有一天，我会在那里碰到他，我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跟他谈一谈关于童年奔跑的故事，说不定那个时候，他每晚都看到我在亡命地奔跑，并且，还偷偷窃笑呢。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终于不怕鬼了，不怕鬼以后，我走起路来，便气定神闲起来，甚至有点不屑于自己当时亡命奔跑的幼稚。
相反的，我现在怕的是人。
如果我的想像力还没有完全丧失的话，我现在所租住的石牌村，便确实是一个能出产鬼的地方。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我都要经过一个池塘，池塘的对面，便是一座潘家祠堂。这祠堂的外形，延续了所有农村姓氏祠堂的风格，某几次深夜喝酒路过，我竟然隐约地觉得，这就是我小时候听鬼故事的那个地方，只是，由于是深夜，这个祠堂面前空空如也，并没有一个讲故事的老人和围着他听故事的小孩。
而经过祠堂之后，我便得拐进一段弯弯曲曲的小巷，我总是小心地回避着跟我同样晚归的行人，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在这个出产砍手党迷药党甚至有人在天桥上抓起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孩往下扔的城市，走夜路的人为自己多留一个心眼是没有错的。
六
还记得念小学时上那条应用题吗：甲车和乙车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出发，甲车的速度是X，乙车的速度是Y，问：要经过多久的时间，甲车和乙车能在路上相遇？
如果时光可逆的话，我也要设那个童年不停奔跑的我为X，现在胖得跑不动的我为Y，X和Y从现在起，从不同的地点同时出发。
问：X和Y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才能在那条叫做时间燧道的路上，撞了个满怀？
作者：王铭三
前言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人类的历史是先有了语言，后才有的文字，文字是文明史的开始。
在文化的发展上，往往是先从语言上创造了新的词汇，然后有人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再通过文字向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流传。
在按照语音寻找字的时候，因为字的发音有限，有的音就没有相应的字，就只能找发音相近的字代替，例如在俄国的人名中常有“siki”，翻译成汉字以后就变成了“斯基（siji）”；或者是创造新的字，例如，为了表示尊重，要把“你（ni）”读成“nin”，把“他（ta）”读成“tan”，于是就在你和他下面都加个心字，变成“您”和“怹”。
有个故事说乾隆下江南，一路上都在找刘庸的别扭，有天他在河滩拔了一根芦苇，听到“zer”的一声，就问刘庸这“zer”字怎么写，刘庸就说“万岁爷上个月在南书房不是还读过吗？您是在考我呢吧？好，我说，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水，水下面是土，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力字，对不对？”乾隆想，芦苇是草，长在水里，水下是河床的土，拿手用力一拔，可不就“zer”的一声吗？这刘庸有鬼才，他把回答变成反问了，如果我说不对，他必然要让我说出对的怎么写，把我刁难他的问题反过来刁难我了，于是乾隆只得说：“算你朦对了！”
现在，我们都用“吱（zhi）”代替了。
从语音到文字，还有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例如“盖浇饭”，经流沙河先生的考证，原来是“羹浇饭”的误传。
我从现在媒体广泛流传的由北京话演变的文字里，也发现了五个错误，就是“腕”、“顽”、“撮”、“吝”、“得瑟”。
1．腕
现在经常把著名的演员称为“腕”，就是“蔓”的误传。
在梨园界，把能挂牌的演员成为“角（juer）”。
“傍”本来是依靠的意思，在今天已经演化为贬义，而在过去，它只是个中性的词。
因为只有“角”才具有票房的号召力，所以每出戏都是以“角”为中心的，因此其他的演员和“文武场”（即乐队。乐器为文场，打击乐为武场）就都是依靠“角”而存在，这种现象，就称为“傍角”。梨园界同仁在相互询问时，往往会说“您现在傍谁呢？”对方也很自然地告诉他，“我过去傍马连良，现在改傍梅兰芳了”，他就会很羡慕地说“您混得不错，您傍对了。”
过去和有一个词，就是“扬名立万”，“扬名”是在社会的名气大，“立万”则是在行业内有威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业有成”，所以对成功的“名角”也称“万”，但是这里的“万”是经过儿化的。
由于过去戏子是个卑贱的行业，演员大多出身在贫苦家庭，文化水平很低，如已故老艺术家赵丽蓉就不认识字。所以，就逐渐把“万”理解成“蔓”，因为瓜就是靠“蔓”爬到架上去的。
现在的很多记者把“蔓”又错写成“腕”，就把原来的意思改变了。如果说著名的演员都是“大腕”，岂不是在说他们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地操纵舞台了吗？
“蔓”虽有错，但仍是褒义，而“腕”就有些贬义了。
2．顽
王朔的小说《顽主》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北京话里的“玩主”就是“顽皮的人”了。其实不然，在北京话里，应当是“玩主”。
首先，“主”在北京话里，当“人”讲。例如在市井平民中议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时候，往往就说“这主（儿）”、“那主（儿）”。
“玩”本来是“玩耍”的意思，但是和主（儿）结合以后，这个“玩”就有了专家的意思。
“玩主”是分项目的，有“玩车的主（儿）”，有“玩票的主（儿）”，还有“玩古董的主（儿）”等等……
譬如，他是个“玩车的主（儿）”，那就是所有牌子、所有型号的自行车他都骑过，所有的自行车他都会修理，新出了什么自行车，他都最先知道，总而言之，自行车的所有知识他全掌握。
譬如，他是个“玩票的主（儿）”，那他一定是个超级票友，现在的话就是“业余京剧演员”。他一定认识许多的专业京剧演员，对梨园界的掌故了解的很多，他看过很多的戏，知道许多戏剧故事，而且对许多名角的动态都很清楚，谁到什么地方演出去了，谁又排什么新戏了，他都能说出个一二来，只要提起京剧，他就会如数家珍地滔滔不绝。他不是某个名角的粉丝，而是整个京剧界的粉丝。
被称为“玩主”的人，就是这一带这一专业的权威，“玩主”说是的，谁也不敢说否，“玩主”说否的，谁也不敢说是，所以“玩主”是个尊称。
如果大家正在聊天，他路过，很多人都和他很客气地打招呼，你不认识，就会有人很崇拜地告诉你，他是玩什么的主（儿）。如果他正在口若悬河地在说着呢，你悄悄地问“他是谁？”，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是玩主”。
如果是说他是“玩车的主（儿）”，这个“主”就儿化，如果只说“玩主”两个字，这个“主”就走大音，不儿化。
“玩主”表示的是对某一业余爱好钻研的程度，与品质无关，与是否顽皮无关。所以应该是“玩主”，而不是“顽主”。
3．撮
你们北京人，为什么把“吃饭”，说成“撮”？是形容吃得快，还是形容吃得多？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他，这是王朔的又一个错误。他是按音找字，而我们才是创造这个词的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发的时代。那时真是好事天天有，饭局经常开。
刚刚恢复了“物质奖励”，有人得了奖金；1977年和1980年长了两次工资，有人升了级；各项政策逐渐落实，有人补发了工资……总之在微薄而固定的工资以外，突然有了额外的收入，请客吃饭就是必然的了。
高考恢复了，朋友考上大学了；知识青年回城市了，想求别人帮助找工作；国营单位进不去，想拉一帮哥们一块做买卖；做买卖赚了一笔，哥们庆祝庆祝；再加上结婚、办满月……您想这请客的事还能少得了吗？
那时，最常见的票子是一块钱一张的，一桌子酒菜下来就是三五十块钱，付帐的时候就要点一阵子。掏钱有点心疼，再加上新票子发粘，总怕多给一张，所以每张都要搓几下，于是“点钱”就被说成是“搓票子”。发工资是进钱，买东西是出钱，都叫“搓票子”。
工厂发工资了，就有人嚷“搓票子喽！”，告诉你点钱去。
你穿了条新裤子，他不问你这裤子多少钱，他问你“搓了几张啊？”
逐渐，“搓票子”就成了“点钱”的代名词。
请客吃饭付帐，就必然要点钱，所以，吃饭也就被“搓票子”代替了，当有人通知他“今天某人请客”的时候，他就会问“到哪搓票子去？”
人的本性是懒，即使是说话的时候，也是能省一个字就省一个字。后来，“搓票子”就被简化成一个“搓”字。
以后谁再请客，就说“明天上全聚德搓烤鸭去”。
一开始，“搓”和“吃饭”有个明显的分界，那就是只有到饭馆吃饭才叫“搓”，在其余的地方吃饭还是叫“吃饭”。
后来又发展了，把凡是请客吃饭都叫“搓”。例如他请你，就会这样通知：“晚上下班到我家搓去。”
再后来有少数人把所有的吃饭都叫“搓”，回家就问老婆“今天晚上搓什么？”，但是这样的说法流传的范围不广，而且时间也短。
4．吝
在文字和说话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音变”的问题。
一个字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会根据上下发音和要表达的意思，把这个字原来标准的音变动了。
例如“得”字，它的标准发音是“de”，北京话说“不得了”、“多得多”、“吃得开”都是按照标准发音说“de”。但是，要把“得”进行强调的时候，就变成发“dei”的音了。
有人找你借钱，你手里虽然有闲钱，但是开春以后装修房子要用，所以你要求他必须在开春前还钱，你就说“你可得过了春节就还我！”这里的“得”就发“dei”的音。还有“我得走了”、“你可得冷静啊！”……都是发“dei”音。因为汉字没有发“dei”音的字，所以在文字方面还没有出现错误，但是常听到有些外地演员在京味电视剧里，把应该发“dei”音的“得”念成“de”了，虽然他没有错误，但是总是让人感到别扭。
现在，经常在报纸和电视字幕上看到一个“吝”字，比如“满不吝”，就是对“论”的音变。
“论”在普通话的标准发音是念“lun”，北京话也念“lun”，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字正腔圆地说“lun”。
但是，京北郊区有些地方，说“论”的时候发的是“lvn”的音。
过去，北京有早市，基本以批发为主，大多是郊区农民在关厢一带卖农产品，有的要上秤称，有的就成麻袋的卖，有的就在地上码堆，大蒜还可能成辫的卖。
赶早市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小商贩，到了早市要了解行情，就问这个是怎么卖的，是论斤呢，还是论袋、论堆？然后再进行比较衡量，以决定买谁的。
正巧这个卖主是北郊的，他就会告诉你，这是lvn斤的，那是lvn堆的。
人们都有好奇心，对新鲜话对往往要学一学，就象现在所谓的“港台腔”一样，明明都知道那是南方人说普通话不符合标准，大家也爱学着玩，就是因为它新鲜。
一群小贩把这个“lvn”带回城里，立即就变成了时尚，于是大家就都不说“lun”而改说“lvn”了。
这个“lvn”真的很拗口，说着说着就变成了“lin”。
其实在北郊，对所有的“论”，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发“lvn”的音。但是，城里人只是从早市上学来的，所以城里人只在说“论什么”和“不论什么”的时候，才发“lin”的音。
“论什么”，例如问两个男人“二位怎么论？”，就是问他俩是什么关系；或者是问老板“是论斤，还是论堆？”。“不论什么”，例如说自己“我可是什么都不论哪！”，或者说别人“这小子满不论哪！”这里的“论”都是说成是“lin”。
外地人到了北京，听到北京人这么说，觉得和新鲜，就按发音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写成了“吝”，于是就成了“满不吝”。
当人们在通过文字去理解词义的时候，就会从“吝”的原意出发，把“满不论”的“满不在乎”，理解成“满不吝”的“非常不小气”了。
5．得瑟
如果有人说“我会四国英语”，你一定会说他是在开玩笑。其实不然，当一种语言在四个国家进行不同的发展，再经过若干年以后，就可能发展成四种不同的语言。现在已经有了“美国英语”的说法，所以，将来很可能再出现“加拿大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
中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但是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无论方言如何的不同，文字却总是相同的。
同是一个“吃”字，普通话念“chi”，湖南话则按照方言把它念成“Qia”。
长沙铁道学院的一个系主任告诉我，他在农村搞“四清”的时候，听过农村小学老师教生字。
黑板上写着“Ch——i吃”，老师念“Ch”，同学念“Ch”，老师念“i”，同学念“i”，老师念：“Chi——Qia，掐饭的掐”。
崔永元告诉我，水均益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是甘肃的老师教“麦”字。是“M——ai——Mia，麦子的Mia”。
但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应该使用我们共同的字，而不能按照发音而使用不同的字。尽管毛…主.席在说“吃”的时候是发“Qia”的音，你也不能写“毛..主席叫我们和他一起掐”，只能写“一起吃”，要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自从赵本山的小品登上春晚以后，东北方言就大行其道了，只要你说话有点东北味，就显得那么幽默，那么滑稽，那么招人喜欢。
于是，用东北方言表演的节目就多了起来，用东北方言写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为了记录东北话，就按照东北话的发音，再去按照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里，找个相应的字。于是“东北人”就变成了“东北银”，“抖擞”就变成了“得瑟”。
“得瑟”相当于外语的音译，是取其音而不是取其义，所以无论如何望文生义，外地人也闹不明白这“得瑟”是什么意思。
有个擅长意识流和脑筋急转弯的哥们，竟把“得瑟”和几千年前的“渑池会”联系到了一起，说的是赵王鼓瑟以后把瑟拿回了邯郸，因此，“得瑟”就应该是“反败为胜”或者是“得了宝贝”的意思，因为他“得了一个瑟”。没想到同一版的另一篇文章写的是“得涩”，有不服气的就抬起了杠：“这是不是说他得了一个涩柿子？”
过去的富人，讲究的是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这绫罗绸缎穿在身上，既晶光闪亮，又柔软飘逸，微风一吹就抖动，所以，在冀中一带的农村，就把绫罗绸缎和人造棉这类轻软的衣服，称为“哆嗦”。
穷人进城或赶集、办事、走亲、访友，往往要借件绫罗绸缎的长衫，以壮门面，因此，一个人有一件绸衫，往往会成为全村的公用。
如果有人穿着绸衫在人前显富，故意走来走去，让长衫飘起来、抖起来，大家就会很讨厌地说：你在这穷抖擞什么！
“抖擞”，就是自己夸耀自己、自己显摆自己的意思，用东北话说就是“你穷抖擞啥！”
要是说粗话，那就是一句歇后语了，“驴鸡巴抽筋——你穷抖擞个啥！”
抖擞，用文字表示，应该写成“抖擞”；用语言表现，才可以说成“de-se”。
在农村，像图片里的这种由两面墙壁相夹而形成的小巷，是随处可见的。如果这样也算是一种“建筑现象”的话，我竟然找不到一个标准的建筑名词来定义它。当然，潮汕话对这样的地方有一个称呼，根据其发音，约为“勾栏仔”，不过，这里的“勾栏”，跟咱们古代所说的“勾栏”的意义完全不搭边。潮汕话里，有很多词语的形成无法考证，以致很多时候，给我造成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
这样的地方，我相信全国各地都有，只是叫法各不相同而已。之所以突然对这种地方发生兴趣，是因为这几天一直在想念一段关于童年的影像，而这段影像，跟这样的场景有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暂且把其称为“夹巷”。
二
在人的群居方式还没有发展到以“小区”来划分的年代，夹巷是有其存在必要的。
人虽然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但这种动物群居的条件，则必须以一定的“安全距离”为前提。夹巷的产生，当然可以理解为这种“安全距离”的一种外在的表达。为了充分地利用土地，夹巷不可能开得太大，（让人通行的任务由正常的巷道承担）再说，如果开得太大，又好像超出了“安全的尺度”了。基于此，造成了夹巷这种尴尬现象的产生：只有存在的必要，而没有实用的价值。
所以，对于夹巷，暂且可以下这样一个“标准”的定义：由两面平行的墙壁构成的一个狭小的空间。换言之，如果用一个镜头对一个“标准”的房屋集合进行俯拍，我们将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平面图，这个平面图由不同的小方块构成，小方块与小方块之间，都隔着大大小小的夹缝———方块就是房子，大的夹缝是巷道，而小的夹缝，就是我现在所提到的夹巷了。
三
但人同时又是一种有等级的动物,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千差万别,有着高低大小之分，房子的外形，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块块规规矩矩的“方块”，这样也决定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夹巷，很少有“由两面平行的墙壁所构成的一个狭小的空间”。特别是在我们老家的农村，由于先人建筑技术的拙劣和整体观念的欠缺，竟造成了这个地方的夹巷，一开始就拒绝“标准”，而以极富个性的特点存留下来。
这些夹巷里，有开始时“初极狭、才通人”，慢慢地便“豁然开朗，仿佛若有光”的“v”字形的；也有“终点又回到起点，到了现在才发觉”的“n”字形的。有一种呈“T”字形的夹巷最有意思，人在里边走着走着，骤然便会发觉，半途里又开出一个口来，这种感觉，是令人欣喜的，跟捡到个便宜似的，简直就是“买一送一”了。这些夹巷呈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不动声色隐伏于每个村庄的房子之间，有时候，我甚至会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我有足够的精力，我一定能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格局里，找到跟26个字母的形状相对应的夹巷来，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
四
我的“夹巷岁月”，从我家旁边的那条夹巷开始。
那是一条仅容得下一个小孩、约三十米左右的夹巷，从外形来说，它接近于“平行”，就是说，从这一头，其本能望到那一头。现在回想起来，我竟然找不到当时要横穿它的“动机”，既不是缘于“不走寻常路”豪气；也不是因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蛊惑；如果非要有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没什么理由，“想走就走”而已。
夹巷里阴暗而又潮湿，脚下是硌得人脚底生疼（那时候的小孩是不穿鞋的）的石块，间或还有一些破碗或是玻璃的碎片隐于其间。由于没有人类的打扰，夹巷的两边墙壁接近地面处，竟然有一些蕨类恣意地疯长。两手扶墙，用小脚轻轻地拔开地面上的杂物，再找一小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轻轻地落脚，前行。就这样亦步亦趋，小心翼翼，也不知过了多少功夫，我终于征服了我们家旁边的夹巷。
我不知道所有像我这样年纪的同龄人，在小时候是否也走过夹巷。但如果你是一个农村孩子，我敢肯定至少这样的经历对你来说并不陌生。从现在的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你可以说这个人本身有“恋缝情结”，或者更加高深地说这种行为是“对原有秩序的一种不妥协”，并以此来定义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但做为当事人的我，只能学着古人，高深莫测地说一句，此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有些快乐，就在过程的本身。
那一年的夏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孩，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完全浪费在村里的一条条夹巷里，在每一次的穿越中，他时而兴奋，时而忧伤，时而看到光明，时而感到迷失。每一条夹巷，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未知的悬念，虽然，那个所谓的答案，一直没有解开。直到后来，村里的这些夹巷，构成了一幅记忆的迷局，但很多时候，我宁愿身陷其中。
五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在南中国一个小村的夹巷里乐此不疲地暴走时，早生我几十年的一个少年，曾经在上海的某条“夹弄”里，苦苦地思索过人生。这个叫做王安忆的小女孩，后来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作家，在她的小说《忧伤的年代》里，她曾浓墨重彩地描述过小说里的“我”走“夹弄”的情形：
“……这一条夹弄得自姐姐的发现，她吊了我们几天胃口，然后在我们强烈的向往之下，带我们前往。这条夹弄其实算不上夹弄，它只是相邻两座楼房之间的一道夹缝，缝中是一条干涸的阳沟……墙就蹭着我们的肩，从这头走到那头，我们已不成人样。身上是墙的灰，脸上头上蒙着蛛网和小飞虫，阳沟散发出昏晦的气味，决不是臭，甚至连难闻也算不上，但却令人黯然。它给了我们一种晦涩的乐趣。我们来来回回地从夹缝中挤身而过，头顶是一线天……”
接下来，王安忆还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我”的心情。可以看出，小说里的主人公，是相当之忧伤的，她在“夹弄”里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思辨的色彩。或许是年代不同的关系，我甚至不愿意去体会主人公的“忧伤”，也不去理会小说里“夹弄”这个意象的喻义。我感到有意思的一点，是作家对于走“夹弄”那段文字，这段文字的描写，完全跟我童年的经历重合。
当然，我还是有点遗憾，特别是读到“头顶是一线天”这句话时，是啊，当时的我，怎么光顾着走路，就不抬头望天呢？
相片由一支鱼刺提供，特些鸣谢！